帽峰山位于番（禺）增（城）从（化）三县交界，现属广州白云区，属九连山余脉。北起华坑，南至罗布洞，东至沙田，西至头坡，面积约30平方公里；有大小山峰30多座，主峰莲花峰，海拔534.9米，山高林密，群山起伏，一片连绵高地，都在300米以上。西北高，东南低，自然村落，星罗棋布，进可攻，退可守，有回旋余地，利于游击活动。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生存，为求国家富强，曾在此与凶残的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谱写下光辉的史篇。

（一）广州不战而陷，血溅帽峰山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10月11日，日寇在惠阳澳头登陆，13日陷惠州，20日攻陷增城，沿广增公路向广州推进，10月21日下午2时，日军机械化部队三千余人侵入广州，广州沦陷。

广州不战而陷，粤人无限痛愤，纷纷向当时战区司令余汉谋，省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责问：“准备年余，何以不及10天，广州遽陷？”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惠阳淡水及东莞宝安，各建立一支抗日游击队，次年两支抗日武装会合，合编为曾生领导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

农工党广州抗日青年团与禺北马市岭青年150多人，在新丰县沙田区羊石乡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为取得给养，被编为国民党65军前敌总指挥部别动总队属下的宣传和武装两个中队，后别动总队撤销、宣传中队编入国民党部队的政工队。武装中队在司徒卫中率领下，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在步哨开展工作，后以国民党66军杀敌队的名义，到敌后的禺东禺北和增城、从化、龙门开展活动，逐步建立起“番增从龙民众抗日游击队”，有三个大队，一千多人枪，司徒卫中任司令，以帽峰山为据点，与中共党游击队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历大小战斗10多次，打死日寇军官9人，士兵与伪军百多人，活捉和打死汉奸8人，缴获敌人长短枪50多支，长剑7把，军用物资一批，使日寇心惊，汉奸胆颤，民心大快。而国民党于1941年春夏之间，勾结日寇，伙同伪军共700多人，突然包围石船村，驻在该村的一百多名游击队员，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有60多人被俘；次日被押到罗布洞（白云区太和镇穗丰乡）用机枪屠杀。不久，国民党又逮捕了司徒卫中，游击队被迫解散。

（二）创办《人民报》，呼吁和平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告接受无条件投降。

9月11日，广州日军，集中河南，候命解除武装；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仪式。这期间，蒋介石密令其所属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血淋淋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国民党挑起内战，是妄图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妄图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政；妄图继续奴役人民。当时斗争的主题是反内战，求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农工党于1946年3月1日，在香港创办了《人民报》，于同年4月1日迁广州出版。有专职人员10人，总编辑是杨逸棠，总经理是梅日新。国民党广州行营当局，把浴血奋战八年，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东江纵队，污蔑为土匪，调集了两个师和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东江纵队，企图消灭北撤人员。香港《华商报》、《正报》和广州《人民报》，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愤慨，使国民党十分惊慌。

《人民报》在广州出版了半年，积极宣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客观地报导了东江纵队坚持斗争，于1946年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烟台，胜利完成了“北撤”的光荣任务的消息，使广东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同时，陆续报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报导了广州大专学生多次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游行示威情况；又揭露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事业，没收《华商报》、《正报》和《人民报》，以及摧毁兄弟图书公司门市部等一系列的法西斯罪行。反动派把《人民报》视为眼中钉，强行封闭了两次。

（三）禺东禺北办学，重建据点

1946年8月，民盟和农工党派梅日新同志负责番禺、增城、从化三县工作委员会，到广州东北郊开办学校，重建据点；派钟焕文、吴锦华两同志，分别到禺东的同和乡握山村，禺北的东平乡马市岭村开拓工作。

在中共地下党的互相支持下，我们以学校为据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除了办日校，教好小学生，争取家长的同情与支持，还在晚上开办妇女识字班，开办以学时事、唱革命歌曲、讲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青年学习班，还不定期邀请一些老人来校谈家常、谈世情、谈学校和村中应兴应革的事情。学校成为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中心，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先在大氵兰滩、横江、大圳口、扒沙井等村，开办了四间小学；到1948年春，在帽峰山麓的水口、慕园、木木强、石船和八斗，又开办了五间小学。教师的来源，由民盟省委输送来的有吕任远、黎荣民、黄力；由农工党省、市委派来的有吴锦华、张建中、吴创中、吴棣华、陈红娇、梁栋、张云、区雄飞、钟焕文、梁治棠；由农工党、民盟成员介绍来的有苏炤裔、刘连珠、刘乐容、曹光程、靳培心；还有在广州搞学运，被反动派追捕，暂时转移来的有廖钺、李哲民、刘贻虎、邓宝勋等。至此，在禺东、禺北建立了11间小学，在两个村中，重建了农工党组织。

（四）组织农民行动互助团

当时，禺东禺北，社情复杂，多种力量共存，斗争激烈：既有乡保长、土豪劣绅执行国民党的“三征”政策，鱼肉乡民；又有张金声、高道铭、谢大傻和温伯良等几支土匪武装，打家劫舍，危害群众；一些地方存在宗派纠纷，在反动势力挑拨下，发生械斗；还有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党派组织在活动，进步力量正发展，尚未成为主流。乃倡议组织“农民行动互助团”，来保障自己的“生存、自由与幸福”，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发展较快，在东平地区和八斗山区，成立了两个分团，团员达一百多人。遗憾的是受“禺北事件”影响，停止了活动。

（五）禺北事件，教训深刻

民盟、农工党番增从三县工委会，在禺东禺北开展工作两年多，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在我们队伍中，有个别同志，斗争经验不足，暴露了身份。1948年7月2日，广州警备司令部派出五百多名刑警、宪兵、警察，由沙河刑警队长谢大傻率领，一路从太和南下，搜查了扒沙井、大圳口、横江和马市岭的四间学校，逮捕了李奋之、吕任远、黎荣民、吴棣华、吴锦华和刘乐容；另一路从太和北上，搜查了水口、石船、木木强等三间学校，逮捕了靳培心、张腾辉、吴创中等9位同志，其中3人是中共党员，4位是民盟、农工党成员，2人是进步教师。

中共番禺地下党、民盟和农工党，分别组织营救小组，慰问被捕同志的家属。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谢若萍、龙劲风等，不怕苦，不怕担风险，奔走香港与广州，向上级汇报，通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上层的关系（民盟广东省主委张文，曾请李济琛先生致函伍观淇先生求助）多方设法营救。为帮助被捕同志的家属，解决经济困难，同志们主动捐款捐物，尤其是江坤、何甘棠、何文彬、何社元、何桥根、何皆、何春林和张先等同志，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并解囊相助。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为代总统，我们趁着这个时机，加紧营救，卒于1949年2月6日、7日，全部担保释放。这9位革命同志，坐了7个多月的牢，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革命信心坚定，出狱后依然精神抖擞，遵照组织指示，继续为广州解放而战斗。

（六）接受中共领导，开展武装斗争

“禺北事件”后，梅日新同志转移到香港，向上级汇报被捕同志的情况，研究如何营救；同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反对中间路线的斗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干部学习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和前途以及斗争政策，都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加深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思想准备。

1949年3月，民盟、农工党在港的省、市委，委任梅日新为番禺、增城、从化、花县、龙门五县组织的负责人；同月12日，梅日新由香港秘密回到广州东北郊，主动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把准备组织武工队的意图、活动的计划及基层干部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随后，我们召开了番增从三县的成员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汇报了与中共党联合组织武装开展斗争的决定，号召全体成员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领导，争取做一个光荣的游击队员，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

当时，沙河是宪警特聚集之地，有利于搜集情报。于是由江坤（农工党）出资，开设白云酒家，自任经理，与陈鹏（中共）拍档，建立沙河情报站。又分别在嘉和、联和及同和“两圩一村”建立联络站。南下大军节节胜利，国民党面临灭顶之灾，广州警备司令部下令各地，组织刑警队及扩充地方反共武装，企图负隅顽抗。中共番禺县工委周健夫、徐幽明与梅日新商讨，要借此机会，打进敌内，建立“白皮红心”的革命武装。利用农工党在广州警备部的关系，派江坤、陈鹏参加广州警备司令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以拼凑各地自卫队为名，取得警备司令部许诺，组编第一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赖祥辉，副大队长何甘棠，总务何春林（三人均农工党），书记陈鹏。跟着，又组建独立第十中队（即沙河独立中队），中队长江坤，文书陈鹏。

1949年7月20日下午，广州警备司令部命令第三大队第十中队，联合番从增花四县联防大队及风凰乡自卫大队等500多人，当晚上山围剿我游击队。江坤立即把这一情报通知游击队，同时对围剿行动故意拖延，使游击队能化整为零，转入平原地区隐蔽起来。

禺北地区的新村、大圳口、石井，禺东地区的沙河、东圃等据点，都先后建立脱产或半脱产的武工队。还成立3个不脱产的分队，一是以同和乡为活动中心；二是以八斗山区为活动中心；三是以东平地区为活动中心。在帽峰山周围积极开展活动。

1949年8月28日，在帽峰山的矮障村，游击队召开干部大会，会上徐幽明代表中共番禺县工委宣布：在中共番禺县工委领导下，中共禺北独立区委与民盟、农工党地方组织携手共建的“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宣告成立；任命李汉光（中共）为队长，徐幽明（中共）为政委，梅日新（农工党）、周伯尧（中共）为副队长，陈明（中共）为政训室主任。下辖三个区队，第一区队长岑干强（中共），第二区队长陈初（中共），第三区队长梅日新兼任。这是一支中共党领导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战斗的统一战线队伍。

（七）旗开得胜，俘敌征粮队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胜利渡江，23日解放了南京，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在宝安沙井学校工作的民盟、农工党同志，遵照上级的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州。有五位同志到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梁治棠、沈凯、何秀文去了惠东宝，林坚参加粤中纵队，梁栋回帽峰山区。

其时，华南人民武装，对河源、新丰、龙门等县敌人发动攻击，加强对广州外围进逼，革命形势大好。我们日以继夜，大张旗鼓宣传革命形势，发动群众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人民自卫队，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公路桥梁。

龟缩在广州的国民党，自知末日已至，临死疯狂搜括。8月30日，竟闯入大沅洞。一抵何屋村，何志新便送来情报，我向区队领导汇报，梅队长立即部署擒敌。

征粮队由伪保长何福荫（土改时镇压）带领，进入我伏击圈。在梅队长的带领下，齐声高呼：“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直扑上去。敌人惊惶失措，举起双手，跪地求饶。俘虏6人，缴获步枪5支，手枪1支，子弹300多发。

（八）建立解委会，组织支前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广州，中共番禺县工委通知各地，立即组织解放委员会或起义委员会，以迎接大军，解放广州。禺东、禺北各乡镇立即行动，组织了以沙河、太和地区为中心包括南岗、鱼珠、东圃的“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推举江坤为主任，何甘棠、莫渡飞为副主任（三人均是农工党员），陈鹏为军事委员，黄子衡为宣传委员（两人是中共党员），何春林为总务委员（农工党员）。并先后在沙河、横沙、柯木塱、龙洞、黄庄、握山、蚧山、榕树头、白灰场、麦地、长洴、京溪等各乡村成立24个分会，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卫工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人士和各商户，筹备军粮10多万斤，及饲料、柴草等大批物资，支援解放军入城，为解放军进军广州，当向导等等。

（九）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

1949年9日，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四野十五军团及两广纵队，从赣西南向广东进军。10月13日晚，大沅民运组在紧挨广从路的新围村，召开“人民自卫队新围村分队成立大会”，时钟敲过12响，我才回到交通站。突然，汪汪狗吠，嘭嘭门响，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一进村，抢掠拉夫，捉鸡杀猪，吆喝打骂，黎明前的田心村，陷入灾难中！

眼看群众遭劫，急促跑回区队驻地，向梅队长汇报。他立即指派小分队，到离公路半公里的岐山、汤屋和半迳巡逻，一则保护群众，二是伺机打击敌人。

下午3时，公路上的人流，象被刀截断，喧嚣的公路，变得寂静无声。过了约30分钟，一列轻装的队伍，跑步前进。有一村民在公路上大声呼叫：“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在追击国民党败兵”。霎时，喜讯象长上翅膀，飞快传播，游击队的指战员们笑逐颜开。梅队长命令我，要想方设法与大军联系。我和徐志良，见公路上有两个士兵，牵马饮水，为了谨慎，我把手枪交给徐志良，让他在村边接应，便边行边向对方招呼，“兄弟（国民党军队内惯称）我返对面村，放不放行？”对方没有反应。我改口大呼：“同志，我住在对面村，可以回去吗？”，“可以。你不用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经过对话，我确信无疑，便拿出证章，表明身份，邀请其中一战士到村主任徐玉良家，会见了四野第十五军团的刘参谋，得知大部队将在明晨过境，进入广州。我迅速向领导汇报，并通知各村，准备好迎军。

10月14日凌晨，阳光普照，在广从公路两侧的田心，黄庄、同和三个村，设置了茶水站。各村群众汇聚，擂鼓打锣，挥旗舞狮；学校师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向子弟兵送茶递水；以军乐队为前导的大军，浩荡前进，首长下马，与群众握手，掌声与鼓乐共鸣，军民鱼水情，同贺胜利，共庆翻身！

“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的指战员们，于当晚乘着皎洁月色，向沙河进军，及时接管沙河，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不久，我们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番禺独立团第二营。民盟和农工党的同志，部份被任命为班、排、营干部，有一批参加地方政权建设，还有一批参加教育文化和卫生战线工作。至此，作为民主党派一个地方组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一点贡献，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附注：本文有关资料，参考了《广州百年大事记》，《番禺统战史》和梅日新同志作的《广州东北郊的野火春风》。如有错误，请指正。

（2004年1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