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茅庐读书社

1932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广州市开展活动，郭冠杰、李伯球、郭翘然秘密创办茅庐读书社，联系群众，发展组织，宣传抗日救亡，揭发国民党的镇压人民、对日投降政策。初时设在小北路花鸟巷3号2楼，后来迁移到德政中路后墙街1号2楼。厅壁上挂有中大教授古直写的“茅庐”二字，室内购置了很多进步书报刊，如《资本论》、《大众哲学》、《世界知识》、《读书杂志》，供群众阅读，可以借出，也可以在那里研读。联系群众的面很广，在大学里的进步学生，如中大、广大、民大的大学生，有军事学校的进步员生，如广东军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等进步员生。每逢星期天，便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看书阅报，或座谈时事，有时请中大教授邓初民先生来讲话，经常来参加学习的有数十人之多，主要参加的有黄桐华、李义荣(在东纵牺牲)、李瑚、曾天斛(曾伟)、叶志良、钟劲夫、钟国辉(在台湾牺牲)、钟强(在台湾牺牲)、李继唐、徐运胜、梁厚基、朱素琼、江天民、叶若夫、钟岱、张育康、陈治中(伊林)、熊兴生、吴今等人。1934年以后，参加的人更多了，有陈柏麟、李世浩、黄锦翔、丘锷伦、曾辉、王章荃、张仲明、高梅昭、李世鉴、陈展麟。

1933年间，李伯球主编出版《青春》杂志，纂写文章的有吴今、张育康、黄煜庭、凌纯仲，发行人是陈治中、熊兴生(华侨子弟)，通讯由李彩荣负责。这份杂志是揭露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对内镇压革命人民，对日是采取妥协投降政策，鼓励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该刊只出版了一期，便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而停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先后出版了《抗战农村》、《抗战华侨》、《南针》等刊物。

二、香港学习座谈会

1948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大好，国民党军事惨败，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对革命人士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跑到香港，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组织在香港开展活动。当时，农工党有部分党员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模糊认识，发表了一些不正确的文章，因而开展了对张(张员初)、王(王文雄)的批判，民盟、农工联合对港九直属支部也开展批判中间路线的错误思想。是年冬天，周新民、李伯球、郭翘然、李湘符、曾伟、罗子为等民盟、农工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在九龙深水开办了一期学习座谈会。学习的主要内容：批判中间路线的错误思想，学习《论联合政府》、新经济政策、工商政策、对起义人员及俘虏的政策等中共有关文件，参加这次学习座谈会的有：林锋、梅日新、萧怀德、廖少仪、申葆文、虞健、李瑚、梁庆邦、李世浩、李世鉴、吴萍、高梅昭等20余人。经过学习，大家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学习结束时，中共华南分局，在尖沙咀一间大酒店举行茶话招待会。茶话会上中共华南分局谭天度同志作了讲话，分析在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迎接解放华南的准备工作，会后大家深受鼓舞，纷纷转入内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三、情报策反工作组

1948年冬天，农工党中央在中共华南分局的策动下，派李世浩、李瑚到广州市进行搜集国民党的党、政、军及美援的情报，策动国民党的军队起义。10月间我们两人秘密潜入广州市内，首先调查了解农工党的同志在广州地区任职的情况，有三同关系进步人士的情况。当时，梁世骥是广州绥靖司令部的参谋长，钟岱是广州市政府的参议兼总务科长，麦朝枢是广东省政府的参议，赵维钦是广东保安司令部的总务科长，李世安是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的秘书，欧阳平经商，通过这些人士，开展情报的搜集工作。为了要打进广州绥靖司令部的内部，搜集到更重要更机密的情报，想方设法地动员绥署第一处作战科科长何兆康，交通后勤科长陈文庄，第四处主管通讯参谋凌璆先后参加农工党。从此我们的情报网，打进了敌人的心脏，搜集到许多十分重要的极机密情报。何兆康是草拟和保管作战方案材料的，由叶志良专线联系，每天晚上便到他家里，通宵达旦地将他所管的情报抄写下来，有广州地区的防守计划、刘安琪35兵团的作战计划、广州市外围花县白泥的防御阵地要图。凌璆、陈文庄由李瑚单线联系，他们提供的情报有：广州绥署司令部辖区内的通讯计划、兵站补给计划、仓库位置要图。1949年春夏间，国民党中央政府曾发给广州绥署彻底炸毁粤汉铁路沿线的隧道涵洞桥梁的电令，陈文庄主办其事，他便同我商量如何处理?当时我们研究后要他将电令压置一些时间，选定一些容易修复的隧道桥梁涵洞通知去破坏，这样虽然遭到一些破坏，但修复容易，很快就恢复了通车。欧阳平是负责联系麦朝枢，他提供了广东省政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南迁作准备工作的计划。钟岱在广州市长欧阳驹那里搜集到孙科来广州后的活动情况。同年夏初，广东保安司令部命令徐东来进剿惠博间的湘粤赣游击队，赵维钦将情报通知我，我便亲赴香港告知华南分局，结果敌人扑了个空。我游击队未蒙受损失。我们的情报工作设了三个联络点：一在广大路黄哲我家里；一在光塔街林惠如家里；一在靖海路陈伊林商行。各方送来的情报，由黄哲我、温云影、林惠如通宵达旦地抄写，并作了一些技术处理，由通信员黄仔送到香港交由郭翘然转送给华南分局。

1949年春，苏联大使馆搬迁来广州，农工党上海市组织，把同大使馆武官处的情报工作关系转给我们。同苏联友人来往，是很引人注意的，而且危险性也很大，但是为考虑到苏联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为苏大使馆武官处提供情报，同样是配合解放军解放华南的工作，纵使是担风险，冒生命的安危，也在所不惜。第一次同官敏科武官见面，商定联络方法、时间、地点、信号，并约定每周相会一次。如果约会是在他的车上，往往汽车打了信号但不停车，反复几次来回才上他的车。上车后总是提心吊胆，待交代了情报落车时，就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同年夏，苏联大使馆准备撤退，为了以后的联络，他给我们一部发报机(即电台)。要到沙面复兴路大使馆处取，我便利用晚上潜入苏大使馆，由官敏科武官面示电台呼号，用红楼梦新编作为密码本翻译使用的方法。夜黑他们用汽车送我到凌璆家里，指定姚居桓为报务员，安装在解放北他的家里，初时联络正常，后来由于苏大使馆撤退，联络发生困难而至终断。这部电台解放后由凌璆经手缴交广州军管会。

1949年夏天，钟岱被任命为广州市保警总队队长，经我们几度商量，认真物色总队的参谋主任、分队长等干部，介绍王冠豪、钟岱接任分队长，准备为解放军南下解放广州时作内应，后因欧阳驹市长调职，钟岱也随之去职，计划落空。但王冠豪的队伍，保护了五仙门电厂的安全直到广州市解放。与此同时，凌璆被任为前鉴公安分局局长，保护火车站的安全，掩护电台，维持辖管区治安，保护分局武器财物直至解放后移交军管会接管。

1949年夏秋间，广州地区已进入戒严时期，敌人组织联防，气焰非常嚣张，许多爱国人士纷纷走避香港，李瑚、梁世骥、叶志良、何兆康、陈文庄等人，抱着极大的决心，冒着最大的生命危险，坚持工作。广州市解放那天———1949年10月14日早晨，李瑚、姚居桓奉命撤离去香港，在广九车站等候火车之际，叶志良急急忙忙地送来广州绥署余汉谋下达的向湛江方向撤退的命令，这一绝密重要情报，由我带到香港转送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绥署任职的梁世骥、何光康、陈文庄跟随部队撤退，到达海南岛，因联络困难，他们先后回到香港。广州解放后则先后回广州。

我们情报工作组的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冒着个人生命危险，不顾个人得失，为人民，为广州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原载《天地存肝胆》1999年11月)